货币政策在保持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开始逐步的边际收紧，所以杠杆也开始在逐步回落，一些城市房地产政策开始收紧，这也是促成这种调整去库存的直接原因。

随着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落地实施，中国在大额风险暴露方面 的监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大额风险暴露不仅来自于对特定资产的直接投资，即直接风险暴露，其也来自于通过投资某实体间接持有标的资产而产生的特殊风险暴露。

面对这一情况，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于2013年3月发布了《大额风险暴露的测度与控制监管框架》（征求意见稿）（BCBS，2013），旨在降低银行在面临同一交易对手或关联交易对手突然违约时所造成的最大损失，维持银行持续经营，同时缓解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间的危机传染，维持金融稳定。所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统一的大额风险暴露新框架是金融危机后对集中度风险监管的重新审视，对各国乃至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对风险敞口设立限额来约束集中度风险，例如对单一交易对手、关联交易对手设立了限额，并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集中度风险进行比例上的监督，具体监管指标见表1。在监管上限方面，与BCBS新标准以及核心原则相比，中国对单一贷款客户的监管上限最为严格（见表3现行标准一栏），但其主要针对贷款类的大客户，风险暴露统计口径较窄，同时主要约束单一客户，对最大十家贷款客户的监管上限也是直接加总，未考虑关联性。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从亚洲危机中汲取的监管教训》（BCBS，1999b）的报告指出对风险集聚方面监管不力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并指出现行大额风险暴露指引仅仅考虑了信用风险，但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相互间的复杂联系，所以在监管改进方面有必要对除信用风险之外的其他风险加以考虑。

（二）大额风险暴露新框架的实施影响 为了能够深入分析大额风险暴露新框架对目前银行监管的影响，本文采用国内16家上市银行2012年的资本金（总资本净额、一级资本净额）来进行分析比较（见表2）。通过对该框架的研究分析，可以为中国银行监管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因此，针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增大的复杂形势，中国应该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

截至2015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三位，欧盟作为整体，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制定总体应对方案 处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很难在经济金融动荡中独善其身。过度运用跛脚的偏重总量宽松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还会带来资产泡沫，金融脱实入虚。为了刺激经济回暖，全球主要国家均采取QE、财政政策等刺激手段。

但各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国内经济表现。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应共同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检测，构建可信赖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性框架。

加息降低了美国出现重大资产泡沫的风险，但会改变长端利率预期，影响投资和消费。加之全球经济的高度联系，外围经济体经济的普遍萎靡，使得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复苏存疑。在金融领域，发达经济体的优势更为明显，不仅享受着本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币种带来的好处，主导了国际金融体现规则的制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控制着包括世界银行、IMF等在内全球主要金融机构。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发酵，并于去年底开始加息，但在加息的时间、速度和力度等预期上存在不确定性，使得跨境资本配置趋向短期化。

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化，一方面在于美国开启了加息进程，另一方面欧盟和日本仍然采取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主导优势依旧明显。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一个互动过程，在危机时加强对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转移杠杆的同时，也有必要做好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有关信息的交流和政策取向的预先告知，以及时消除误解。流动性过剩酝酿新风险 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缓解了自身经济状况的同时也积蓄了大量的流动性。

现阶段我国应该通过亚洲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等方式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强对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适应性和可抗性。因此，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甚至背道而驰会对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产生较为强烈的负面溢出效应，如货币贬值压力，息差扩大带来的资本外逃以及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等。

针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增大的复杂形势，中国应该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公投结果才揭晓，退欧冲击力已开始发酵。

英国去年经常账逆差高达14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2%，排名全球第二。冲击波不仅传导至汇市、债市、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更会对全球资产配置格局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并通过全球风险偏好的恶化及全球资产的联动，引致全球新一轮金融大动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国陷入了美元流动性短缺中，许多国家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逐步加大，因此加大了双边货币互换的力度。其次，还须加快建立全球金融稳定与跨境资本审慎监管框架。加快构建包括自我保险（储备资产）、双边融资安排（央行货币互换）、区域融资安排、IMF多边融资安排等多边和双边流动性救助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危机防范和应对措施。苏格兰首席部长已多次表示，如英国退出欧盟，她将举行一次新的公投来决定苏格兰是否退出英国——若退出，苏格兰将以独立国家身份重新加入欧盟。

日本央行准备召开计划外会议，批准紧急动用与其他主要央行协同进行的货币互换安排。美联储表示，正密切监控全球金融市场动向，必要时将通过货币互换提供美元流动性。

这种冲击还会通过预期和市场向全球蔓延，包括英镑在内的欧系货币受重挫，而美元将因此进一步确立无风险资产地位。更大的不确定性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英国退欧所产生的金融溢出效应影响深远。

这不仅意味着全球化停滞和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受挫，也势必导致全球股市、债市、汇市，以及货币格局在动荡中加速变化。由于持有大量欧债，英国退欧及未来可能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促使欧洲债务风险飙升。

与此同时，欧洲投资银行目前的AAA信用评级怕也难保。英国退欧公投以51.8%对48.2%改写了欧洲历史，而其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许才刚开始。英国退欧，苏格兰要脱英，而芬兰、法国、瑞典、比利时都有可能发起新一轮公投，欧洲一体化的瓦解呈加剧之势。如何加强包括跨境资本流动、货币储备等在内的流动性管理，成为系统性风险控制和危机应对的关键。

审慎监管全球大规模资本流动，可允许脆弱性市场在汇率自由浮动基础上实施适当价格型和数量型监管，以避免由此引发的宏观挤兑风险。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上述互换协议将持续有效。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专题： 英国退欧 系统风险 。全球央行如何加强联手应对变局已成燃眉之急。

英国参与了欧盟国家35%的风险投资。脱欧派坚持认为，英国若离开欧盟，在贸易、财政、立法及金融自由度等方面，均将有更好发展。

长期协议将充当稳定流动性角色。然而，谁都无法否认，退欧恐使英国贸易成本上升，且有损投资成长、金融地位与经济稳定性。我国央行在金融危机后也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总货币互换协议额度达到3.5万亿，要使这部分资金充分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英国一直在算计这笔退欧账。

不过，正如周小川行长在华盛顿参加IMF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上的发言时所言，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联结仍是难点，需要考虑溢出效应和反向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发生系统性风险时，中央银行是否应当参与救助？如何参与？ 短期货币互换安排是必有选项之一。面对英国退欧卷起的冲天巨浪，全球决策和货币当局联手行动势在必行。

当前，欧盟国家74%的OTC衍生品交易在英国，欧盟国家55%的PE基金由总部设在英国的公司发起。我国央行也明确强调做好应对预案，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金融稳定。

美联储公告显示，这些互换协议在六国央行间建立起了双边货币互换网络（a network of bilateral swap lines），一旦签订双边互换协议的两家央行认为市场状况可保证互换，那么有流动性需求的央行就可按协议规定获得来自其他五家央行的五种货币流动性。2011年11月30日，美联储曾与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搭建临时美元流动互换机制，为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维护了美元资产的信心。